南开大学确实是一所满怀报国精神的高等学府，自建校以来，历次革命、救亡运动中，总能看到南开人的身影。当年正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严修、张伯苓两位先生创办了南开学校。大学成立时，便定下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而后又明确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爱国”始终是南开人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众多南开人为了国家民族牺牲小我、舍生取义，“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爱国、奉献的精神内涵”。

　　南开大学开办于1919年“五四”救亡大潮之中，在早期学生中便涌现出周恩来、于方舟、马骏、陈镜湖等一批革命志士。他们一起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创办了觉悟社和新生社。于方舟、马骏、陈镜湖后来分别在天津、北京、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创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地方领导人，在大革命、土地革命的艰苦斗争中，他们先后英勇牺牲，为了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南开师生开展了一系列爱国行动，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嫉恨。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毁掠并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南开被毁不到月余，张伯苓校长的四子张锡祜，作为空军飞行员开赴前线作战，遭遇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牺牲时年仅26岁。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与此同时，一批南开学子走上抗日前线，何懋勋、刘毓璠、袁永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分别前往鲁西北、太行山、鲁南等地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战争，壮烈殉国。

　　抗战期间，南开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以“刚毅坚卓”之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国家民族培养复兴之才，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西南联大期间，出现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从军热潮。1100多名学子奔向抗日前线，牺牲的有15人。南开在联大三校中虽办学规模最小，但也有很多学生报国从军，包括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申泮文；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等。1940年联大毕业留校，后来任教南开的著名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笔名穆旦)也曾参加入缅远征军。

　　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南开人，有两度参军的倪民有。他曾作为西南联大学子应征入伍奔赴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入南开大学工学院化工学系四年级，毕业后在无锡的一所中学任教。1949年无锡解放后，倪民有响应“到祖国大西南去”的号召，再次投笔从戎，加入西南服务团，到西南地区开展剿匪斗争。1950年他遭土匪的袭击被俘，遭严刑拷打，英勇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南开学子、留学美国的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投身发展导弹、核弹与卫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68年，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汇报。飞机降落时坠毁，他不幸遇难。当人们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而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在“两弹一星荣誉勋章”表彰中，郭永怀是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和平年代，一批批南开学子继承先辈们的爱国传统，怀着复兴梦、强军梦，应征入伍，报效祖国，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南开大学的发展，始终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一代又一代南开人以自己的行动，做出足以告慰前哲、不负后人的贡献。